“键盘审判”：压死刘学州的最后一根稻草

网络早就骂死过人。

十多年前，2008年，有一名姓崔的韩国女艺人，崔真实，因为不堪网络霸凌而上吊自杀，由此还催生了韩国“崔真实法”。

“崔真实法”就是网络实名制，要求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，原来适用于韩国日用户超过20万的网络媒体和30万的门户、视频网站，后来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。韩国力图推行网络实名制以使网络暴力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化。

然而，14年过去了，网络暴力有增无减，虚拟空间戾气更重，刘学州是中国的“崔真实”。

韩国制定“崔真实法”，网络实名制，依然管不住网络暴力，此后陆续发生网暴受害明星自杀事件。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自从互联网大众化以来，一直杀气腾腾，戾气深重。为什么实际生活中安分守己的好公民，在网络世界里转眼变身成为“暴民”，做出挑战道德底线的“暴行”来？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，网民必读的《乌合之众》。

“网络暴民化”的成因，来自网络社会人群的大众心理。大众心理有三大“原罪”：

第一，群体非理性。作为个体，无论其如何聪明绝顶，一旦融入到集体群众之中，其智商、情商及道德水准，无不马上降低为零。在群体心理中，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，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。

《乌合之众》指出，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”，他们“冲动、急躁、缺乏理性、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、夸大情感”。书中列举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，论述了群众行为的荒谬和疯狂。

例如著名的“九月惨案”。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，巴黎成千上万普通市民几天之内虐杀了关在监狱里的贵族、教士1500多人，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。这些平时里奉公守法、老实本分的伙计、店主和家庭主妇们，无不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为祖国杀敌立功的正义行动。

第二，群体无道德。个体在融入群体之后，个人责任感和道德感便趋于消失。群体中的个人不会把行为责任归到自己头上，因为他们不再有个人，只有群体。特别是在网上，“在网络上人们不知道你是一条狗”，在网络上活动的是人的虚拟身份，并不是真实身份，这种匿名性更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责任，使得个人向大众卸责。

这样，群体一旦实施暴行就更加肆无忌惮、淋漓尽致。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，唯一的驱动力是情绪，理性说服毫无作用，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基于高尚名义的道德愤慨，一旦群众情绪被刺激起来，大众心理在不断的相互暗示、自我催眠中而变得越来越专横、偏执和凶暴。

群体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自以为真理在手，不容当事人分辨和表白，在运动中享受道义和施暴的双重快感，从而转变为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“多数人的暴政”。

第三，群体成瘾性。这种大众的快感体验像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。一个话题结束之后，大众会不断的寻找下一个“敌人”，寻找新的兴奋点。一如罗素所说：“集体兴奋是一种绝好的麻醉，期间理智、人道主义、甚至自我保存很容易被遗忘；期间残忍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难同样是可能的。这种麻醉和其他的麻醉一样，它的快感一旦被体验到，是很难抗拒的，但它后来会导致漠然和厌倦，若要再生产以前的热情，那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。”

网民的本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一盘散沙，其成分是一群孤立的、原子化的个人。他们孤独无助，线下生活中甚至卑微，缺少正常的社会关系，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，也没有特定的、理性的、可达到的目标。

他们只会一味从众，网络围攻咬人，就一窝蜂去撕咬。在群体中的灵魂占上风的，并不是对自由的诉求，而是宣泄的恶欲。

从崔真实，到刘学州，他（她）们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安息，天堂里没有网络暴力！

“键盘审判”

压死刘学州的最后一根稻草

文：先知书店

最近，一个年轻生命“寻亲男孩”刘学州的离去，再次展现了互联网残酷的一面——当媒体放弃职业操守，下场收割流量，为网络暴民“递刀”时，无数大众便会化身“道德审判员”，用语言暴力一刀一刀砍向一个陌生人。

许多“网络暴民”凭着零碎的、未经审慎核实过的信息，便对刘学州发起了言语攻击。在他的社交平台评论区，有人说他利用寻亲立人设博同情，有人说他小小年纪心机重，还有人直接谩骂侮辱……毫无疑问“网络暴力成了压死刘学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
在群体施暴带来的畅快感中，甚至没人在乎这是一个被父母抛弃，苦无着落的孩子。

这些年，一再重演的”网暴杀人事件“，正是互联网在技术上一路狂奔，却在人文精神上停滞不前，甚至不断倒退的恶果——移动互联网已经普及全民，而我们的人文教育，却仍然停留在精英圈层。

于是，大量缺少基本人文精神的群众涌入互联网，让这里天然成为了无良媒体、大V操纵情绪、收割流量的阵地。

这和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底层社会何其相似——18世纪80年代末，法国底层社会开始盛行一种“八卦文学”的小册子，这种作品投法国底层民众所好，对路易十六、王后和权贵大臣的隐私进行添油加醋、夸大其词、抹黑编造，内容中充斥着对当时上流社会奢靡骄淫的记述，这让民众对路易十六治下的上流社会，越发地嫉妒和仇恨。

最终，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，民众对权贵的嫉妒，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剂。妒火攻心的民众们高举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旗帜，不但攻占了巴士底狱，还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。

然而，革命没有因为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而停止，革命党内部迅速地分化对抗——雅各宾派砍去了吉伦特派领导人的头颅，“热月革命”又把雅各宾派领导人罗斯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。

原因如出一辙：前者的革命性不够纯粹、彻底。

诚然，旧的秩序存在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弊端，但是，当越来越多激进的革命者，发动法国的底层民众，寄望于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个纯洁无瑕的新世界时，人性中更为残忍、自私、贪婪的一面被释放出来，法国变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。

发端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，是思想史意义上现代世界的开端，此后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三场激进革命，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翻版或升级——

少数怀揣“圣化构想”的“知识人”，以抽象空洞的口号裹挟民意，酿成悲剧。因此，罗兰‧斯特龙伯格在书写现代思想史时，书名的副标题直接就定为“1789年至今”。

21世纪的今天，这样的暴力革命或许不会再发生，然而，在互联网世界，同样的命题，同样的叙事正在愈演愈烈。只不过，吹鼓手和乌合之众变了名称。

▌互联网时代的“群雄“与“群众”

伏尔泰曾将那些专门对国王、权贵的隐私进行添油加醋的潦倒文人称之为“文学贱民”，而在互联网时代，许多收割流量的“大V”、“网红”、自媒体像极了他们的传人。

趋炎附势、收割流量的自媒体和大V们，他们深谙人性和流量密码，一边利用大众喜欢窥私、妒嫉、幸灾乐祸等阴暗心理，一边利用互联网技术，将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：

当”名人”、“大厂” 大红大紫时，他们不吝肉麻的赞美；有朝一日对方走下坡路时，第一时间落井下石的，也是他们。

这些人像极了金庸笔下的江湖“群雄”——六神磊磊说，“喝彩的也是他们、心跳的也是他们，疑神疑鬼的也是他们，大惊小怪的也是他们，怒骂猛打的也是他们，拉稀跑路的也是他们”。

一句话，本事不大，戏份挺多，但不是大声叫好，就是大声叫骂；吃相也极度难看，无丝毫的独立精神可言，公义、爱国，只是他们博取流量的道具。

有“群雄”，自然有被他们收割的“群众”。

法国大革命后期，被“革命盟友”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，临刑前曾高呼：“自由，自由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！

今天，技术互联网的便捷性、开放性，以及大V、媒体的情绪操纵，让大众更容易借“自由”、“正义”之名，行网络暴力之实。道德制高点上总是站满了愤怒的“吃瓜群众”，于是，痛打落水狗，墙倒众人推的戏码重复上演。

众口铄金之下，无数人化身“大法官”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他人进行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道德审判。

在信息极度不对称，甚至信息管道被选择性关闭与开放的情况下，互联网上的道德审判，不仅是对法治精神的破坏，更会让人们陷入一种“正义的错觉”——自己是绝对正义的，被审判的人是绝对罪恶的。

因此，互联网世界，关注公共议题，追求公平与正义是每个现代人最起码的责任，但时时警惕丑态百出的“群雄”与被操控的“群众”，则是一种美德。

▌互联网世界，更需要“大胆的怀疑，小心的求证”

在互联网世界，很多信息存在断章取义的剪接或歪曲，因为这么做的成本非常低，代价非常小；还有很多信息，是信息管道控制者故意让我们知道的。因此，在互联网世界，反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“大胆怀疑，小心求证”的精神。

即便信息为真，又有谁敢说自己是义人？技术的互联网如果离开“尊重隐私、重视逻辑、止于至善”等人文精神，互联网世界将会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悲剧：先是“顶流”被道德审判、社死；然后是名人，最后可能就轮到普通人。

鲁迅当年在作品中谴责的“人血馒头”，在人文精神缺失的互联网世界，变成了各种型号的“流量与瓜”；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形式可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“看客”，在互联网世界，变成了毫无价值操守的流量收割机，以及热衷于以“赞评转”或躲在暗处进行道德审判的吃瓜群众。

互联网很容易让人用情绪宣泄，来掩盖掉真正的问题；用站队，来代替明亮的对话和严肃的思考；用简单粗暴的批判，替代批判性思维。

当然，这里不是批判互联网，犹如我们不能批评法国大革命期间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口号，因为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技术革命，而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。

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每一个价值都没有错，但放在一起追求时，就发生了严重的价值冲突——因为人类不是天使，不可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

与之相似，在互联网世界，实际上有两种面相：技术的互联网与人文的互联网。技术的互联网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但什么是人文的互联网呢？

《人文的互联网》作者徐贲老师在书中指出：“人文的互联网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考。” 

“互联网对每位个体使用者都有重要的当下政治、社会和文化意义。如果没有人，或者不是为了人，技术或媒介都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。”

▌技术的互联网过了头，人文的互联网很缺失

技术的互联网是单向度的、看得见的一路向前——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，互联网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，而且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；而人文的互联网是看不见的，互联网上的人文精神常滞后于现实的道德与伦理；

技术的互联网被各种各样的”增长、效率”所裹挟，而人文的互联网，却被技术的互联网淹没，直到被集体性的选择遗忘。

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恰恰是技术的互联网过了头，人文的互联网严重缺失。其结果是，技术进步对人类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性——这恰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里程碑——不仅没有提升，反倒扼杀。

过去几十年，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，而互联网世界人文精神的缺失，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，而且早晚会沿着法国大革命式的历史叙事，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。

因此，徐贲老师这本《人文的互联网》就显得更加重要。在“技术神话““网络大革命”的时代，这本书很可能是严肃思考“人文的互联网”——这一被严重低估的大问题的首部作品。

我们正深受其害的“网络暴力“、”认知浅薄”等问题，其实只是“人文的互联网”缺失所显现的冰山一角。

这一问题到底有多重要？徐贲老师在书中开宗明义写道：

“我不是一个技术控，相比起技术的互联网，我更关心的是人文的互联网。因为人文的互联网所展现的现象和行为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人文问题：历史、政治、社会、心理、认知、道德、价值观。”

“人文互联网”的价值在于：“它能让我们用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方式，重新思考人的思维、记忆、理解力、想象、审美、知识好奇、价值判断。”

▌互联网时代，我们的知识、思维与价值体系亟需更新

互联网时代有三大“怕”：和不关注现实的人聊历史，与缺乏历史素养的人讨论未来，以及听不具备哲学家气质的人讲大道理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徐贲老师并不是讲一大堆空泛的理论和道理，也没有和技术精英聊未来，而是从人文的视角，一边回到历史纵深，一边紧扣技术前沿，重新思考我们正在遭遇的种种危机：

读写障碍、机器时代的情感、智力危机、公共精神的崩坏、批判性思维的陷阱，等等。

这些问题，不专属于某一个阶层或群体，而是每个人都深陷其中而不自知，或虽意识到却一直在逃避。因此，阅读《人文的互联网》，实质是解决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如何更新知识、思维与价值体系的大问题的开始。

当然，能驾驭如此重要、专业而又跨学科问题的，绝非庸俗之辈。徐贲老师，这个对国内很多读者来说或许有些陌生的名字，却被许纪霖教授称赞为“既是文学的、又是历史的、哲学的、社会学的、法学的：一种纯粹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”。

许纪霖老师对徐贲的评价，更多偏向他的学问与独立精神。但事实上，能写好《人文的互联网》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等作品，除了学问，还需要有对技术驱动的新时代，以及对中国独有的问题意识的感知能力。

这种能力，仅有渊博的学问是堆砌不出来的，还需要一个人独特的经历与人生体验。

1950年，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。尽管生于革命年代，成长于动荡的岁月，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、克制，既厚重，又与时俱进。

他关注的问题，既有公共性，却又关乎每个人；他的思考，既有国际视野，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；既有人文关怀，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…… 

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、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，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，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——人文、思想和启蒙。

过去几十年，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，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，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，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。

因此，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，以及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，都不可不读徐贲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收藏《人文的互联网》（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徐贲老师几十年写作的集萃——“人文思想启蒙”六书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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